改革对区域协调发展和产业升级，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因为只有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才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产业升级转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很多有关改革的内容，对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产业升级转型都是非常重要的。

　　构建全国统一公平竞争的市场

　　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比较重要的亮点。甚至有中央领导说，这是这次《决定》里最大的亮点。这个亮点不在于用“决定性”代替了提了20多年的“基础性”，关键不在于文字的改变，而是用这个“决定性”来推动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

　　目前我国的市场体系不健全，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市场，各种限制、妨碍公平竞争市场的现象比比皆是。比如，中央各个部门的审批制度，地方政府之间、地区之间的恶性竞争，一些不适合的优惠政策、优惠电价、税收政策等等，都妨碍了全国统一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形成。

　　几十年以来，政府管理部门对于非公有制经济采取的歧视性政策影响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所以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来代替用了20多年的基础性作用。这次提出的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的重要的实现形式。这是比过去所讲的公有制经济更有效的实现形式，比如股份制，算是前进了一步。

　　改革开放以后，混合所有制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现在，除了国有资本、公有资本发展增速很快以外，民间资本包括外资进来的都很多，所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今后有可能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最重要的着力点。混合所有制企业很有可能是将来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主要的微观基础。

　　此次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国资委从管企业为主到管资本为主的转变，是很大的进步，这是国有企业改革深化的非常重要的方面。现在国资委的主要精力不要用于管100多家企业上，而是应该管资本。要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这是第一次明确列出到2020年这个比例要提高到30%。关于提到30%，当时文件草稿从一开始就有这个数字。当时参加文件起草的很多人都认为，这一数字肯定要删掉。但后来经过各方面的努力，最后还是保留了下来，这也反映了老百姓的期待。

　　国资委从管企业到管资本，要成立有关的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对于国资委来说也是最重大的改革。比如说如何借鉴新加坡的淡马锡，国内的如汇金公司的经验。今后主要是运作资本，而不是去运作企业，将更多的发展留给市场空间去解决。

　　房产税国务院层面讨论了十几次还没拿出方案

　　地方政府的职责一共有四个：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进行宏观调控。

　　我国政府直接配置资源过多，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过多，是目前经济发展中集中存在的问题。政府应尽的权责，比如中央政府应尽的宏观调控，地方政府应尽的市场监管，提供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这些做得不够。一方面是越位，一方面又是缺位。用这个“决定性”作用，更鲜明、更突出、更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取代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无非是要释放出更加强调市场的决定作用的信号。

　　具体说来，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便是一个很好的管理方式。过去都是对很多投资项目能不能进入，层层审批。将来要设计负面清单制度，对于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都可以进入，这是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必须具备的对于投资准入的一般模式。特别是对于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现在上海自贸区开始试行，以后各个方面都要开始实行这种管理模式。

　　负面清单管理在中国过去还没有过。这次上海自贸区列了个长长的单子，解决投资准入的问题。这方面，既要开始积累经验，也要研究一些好的国外的做法。据了解，韩国的负面清单列了200多条，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负面清单就很短。中国一开始的负面清单也会很长，但是应该逐步完善，逐步缩短。

　　为了保障改革能够顺利推进，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小组正当其时。最主要的原因是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每一项改革都要啃硬骨头。任何一项改革都会碰到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比如政府官员、房地产商等等。

　　现在的改革跟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确有所不同。35年前改革的主力主要是来自于思想方面，当时还没有多少既得利益群体。经过35年的发展后，形成了一些既得利益群体，今天任何一项改革都无法避免要调整一些利益结构，有些人的利益会受到冲击，很自然就会反抗。如果没有中央强有力的推动，改革就很难推进。我们文件起草小组在讨论时，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透露，为了征资源税，在国务院层面讨论了十几次才有个方案出来；而关于房产税已经讨论了十几次还没出来一个方案，各方面意见分歧很大。要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寻找“利大一点，弊小一点”的方案，其难度是不小的。如果没有中央最高层次强有力的推动，我们有些改革在碰到困难时就会停滞不前，所以必须要有一个重要的组织保障。